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推荐制到了元朝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复兴，也就是“保举”。
可供保举的对象虽范围广泛但具体的要求和限制没有条例对其明确规定其中从保举的对象上来划分则分为对懦生的保举以及对官员的保举，虽说是“泛举”但绝不是“乱举”。
元朝的保举制度与其说保举官员，不如说是保举“廉能”。王恽认为官员应具有一个统一的共性，那便是要像“象、犀、珠玉”一样，不可混迹于泥沙之中。
当官员的廉德能、才能值得更大的发展舞台时，保举制度便发挥出优势。如在保举儒生韩宏、杨德柔的两张官牒中，韩宏和杨德柔皆任录事司一职。
《元史》中记载，录事司，官职为正八品。凡是路府治理下的区域，都设置一位录事司，掌管城中百姓户籍的相关事务。由此可知录事司是主要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
杨德柔平素就精通经史，且在担任仓库管理一职的时候，并没有埋怨命运不公，而勤俭克学，认真负责，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王恽因此向枢密院推荐。
为了防止“滥举”，条例对被保举者做出了相应的限制，即如果要推举将要到达退休年龄，一直身患重病，不应该入朝为官或者被朝廷明令禁止不准启用的人，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处罚被推举的人。
若被保举者并不能胜任官职，对保举者抬保举不正当之罪，如在“廉平章廉能合复用事状”中，王恽在事状最后写道如果不能胜任，则处罚你冒进妄论的罪，而且你要心甘情愿受罪。
表明举荐者也要承担连坐的风险。同时不可因为害怕被连坐而逾期不保举，若有这种情况出现，三品以上的官员罚俸禄，并且要通报风宪官。
《吏学指南》中这样解释荫补，“谓藉亲属荫补得官者”，即是指官员的子孙凭借着祖父、父亲的地位，得到一定官职的制度，但绝不是承袭祖父，父亲原有的官职，而是官员的子孙入仕为官的一种途径。
此外，承荫入仕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未通过则应继续学习。至大四年规定，各位在职的官员的子孙后代如果要承荫，必须参加经、史学的考试，能大致通晓意思的人，不用经历推荐的环节，如果没通过考试，要回去继续学习。
这证实了承荫同科举一样只是入仕的一种途径，子孙还是要凭借真实本领站稳跟脚，为防止其缺乏从政修养，朝廷会专门设置国子学来解决教育问题。
如在“论立国子学事状”中，王恽指出一些近臣子孙在省部学习政务或者由儒生讲解经史，甚是繁琐，便建议设立国子学来掌管朝廷近巨子孙的教肓间題。
除了儒家文化的教化，统治者也认识到了法度的重要性，从秦朝以来，法的重要性向来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国无法不立。因而统治者亟需一套顺应时势的法律制度。
而《乌台笔补》中就涉及到很多制度，并且事无巨细。上到礼法制度，官服规定，小到市民百姓的婚娶习俗，都有记载，可以看出元朝法度的细致以及严格程度。
与《乌台笔补》中王恽的谏言相比较，至元二十八年颁布的条例制定得更为细致，如对奔丧期限的界定，在“论高明奔母丧事状”中只是将期限大致限定在百日之内，而条例将期限又划分为奔丧和迁葬，且对应不同的日期。
从《乌台笔补》还可以窥见一些元朝社会制度，地方行政管理的事例。因为王恽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时常常下到各府州县中体察民情，并对赈灾、兴修水利、征税等与民生相关的事情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
元朝地方行政机构可分为行中书省与路府州县。这二者并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路府州县的权利在行中书省监督下，也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度的。而且各级之间需要层层递见，难免会有一些官员做出不法之事。
《乌台笔补》中事状记载的也是元初的监察活动，王恽的谏言和常平仓复立两者时间相近似，这表明事状中所渗透的执政理念与同阶段圣旨条例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元典章》中的条例只规定复立常平仓来调节粮价，条例规定了制度的整体框架，我们可以从《乌台笔补》的事状中为具体措施填充血肉。
如在“为蝗旱救治事状”中明确规定若常平仓放粮，全国富户不可向其购买超过十余石的米粮，若发现有转卖米粮者要治其罪。
这是因为常平之制本质上是一种恤民政策，“丰年蓄积，俭年食用”，赈济的是缺食的贫苦百姓
元初科举并未盛行，条例又赋予了风宪官保举官员权力，此时对国家栋梁的引荐便落在风宪官身上，在二十二件选官事状中，有十五件是王恽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根据其“廉能”而向朝廷保举。
王恽行使监察职能的方式之一便是体察地方，“论”、“为”类谏言性事状主要围绕路府州县官的执政状況进行探讨，凤宪官的监察范围极广。
在巡行过程中若遇到尚未有定例的情况，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履行风宪官向上谏言的职责。
风宪官肩负起为朝廷输送人才的重任，便要为官员的执政水平负责，在体察地方官员时发现官员的违法行为后要对其进行纠弹。《乌台笔补》中涉及到“弹”类事状共三十九件，其中涉及到官吏犯赃罪的事状占据近一半数量，可见元朝对赃罪的重视。
从官员的选举到体察官员的执政能力，再到纠弹官员执行公务时的违法行为，《乌台笔补》为我们展现了元初监察御史职能的一个侧面。
毕业一晃二十年了，入学时我们班32人。当时我们高考正在改革期，我们学校原来是部属一本院校，在改革中未进入211，并划归省部共建系列，这对学校后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毕业二十年，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大概12人左右（其中三人出国深造），其余还维持本科学历。
总体来看：在30岁前取得硕士以上学历的，发展的都比较好，也正好在发展中迎合了社会需求。在35岁之前的职业黄金期正好占有比较好的优势，后期发展都踏在了步点上。一直维持本科学历的，就参差不齐，有好有坏。
按照职业来分:
1、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大概有15人左右，当时本科毕业，考公才开始，当年我们班没有考编的。但进入事业单位还是很有优势的，研究所、高等院校、参军等机会较多，当年有5个同学进入研究所，6人直接读硕（目前都在事业单位），4个左右入职其他事业编单位。这类同学，基本属于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做事严谨，学习有韧劲，也时间也证明了他们的选择和坚持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发展最好的一个同学2020年已经是杰青了[比心]。
2、国企单位，比较少同学还在这样的单位，原因主要是我们当时毕业流行进外企，国企待遇低、制度僵化，即使进去也在1-2年内大部分同学就离职了。因此，到现在还在国企供职的，凤毛麟角了。但依然在的，相对来讲，小康生活没太大问题，只是未来再上一个层次就没什么空间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当时我们入学农村孩子占比比现在大，去国企的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占比大，进入社会以后，人脉资源是个比较大的短板。2、在职场上没有继续深造提升学历，后期发展有瓶颈。3、个人能力天花板的限制。
3、私企、外企或者自己创业的，目前大概10人左右，自己创业的比较少，在可以联系到的同学里，就3个人，也都做得马马虎虎，没有太出彩的地方。其余都在私企或者外企，由于机会的原因，目前都是部门领导，收入不错，后期发展也基本到了瓶颈期了。
4、还有几个基本和大家没啥联系的，但估计都在事业单位，应该不会太差。
综合分析：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特定的就业特点，但根据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来几点，还是值得借鉴的：
1、稳定压倒一切，持续努力可以让你更有发展空间。在我们当时的年代，能努力去读研的，现在都有比较好的发展，未来可能还有空间可以提升。在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单位的，现在也都不错。从收入来看虽然起步阶段看着会稍微差一些，但时间给了最好的证明，二十年的持续上升，他们在班级里已经是比较领先的梯队了。
2、外企或者私企供职的。肯定不如上一条中的同学，可能部分同学在收入方面还稍微有点优势，但社会资源以及未来发展都切实已经是顶到天花板了。
3、创业的同学，目前都是可以比较好的维持一个较高的收入阶段，但未来发展也基本到了瓶颈期，同样出现了能力和行业天花板的现象。